税收筹划，作为一门涉及多门学科知识的新兴的现代边缘学科，自20世纪90年代在我国兴起，已经走过了20年的发展之路。回首这20年的发展，对于税收筹划来说，这路走得并不顺畅。

    具体表现为：由于没有建立社会普遍接受的理论框架，很多人把税收筹划等同于避税、逃税，税收筹划的社会认可度不高、影响力不大。在这种环境下，一些有影响的学术机构、中介机构和企业，也逐渐用税务规划、税务安排取代税收筹划这个词汇。

    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，笔者认为主要是对税收筹划的理论研究停滞不前，长期对一些重要的概念没有形成一种主流观点，导致税收筹划之路越走越窄。为了摆脱这种局面，推动税收筹划向纵深发展，亟须建立税收筹划的理论框架，厘清概念，拓宽税收筹划的发展之路。

    清晰界定税收筹划的概念

    2000年，《中国税务报》创办了《税收筹划周刊》，使长期不被认可、甚至打压的税收筹划进入公众视野，得到广泛宣传，被外界视为官方允许企业开展税收筹划的信号。

    《税收筹划周刊》创刊时，接受了福建社会科学院唐向教授对税收筹划的定义。唐向在《税收筹划周刊》开设了一个名为“筹划讲座”的专栏，较为系统地介绍税收筹划的基本理论和方法。唐向对税收筹划的定义是：在法律规定许可的范围内，通过对经营、投资理财活动的事先筹划和安排，尽可能地取得节税的税收利益。可以说，这是国内学者对税收筹划比较早的定义。

    其他一些学者对税收筹划也提出了自己的定义。天津财经大学盖地教授认为，税收筹划是在不违反国家有关法律（主要是税法）和国际公认准则（惯例）的前提下，为实现企业财务目标而进行的旨在减轻、减缓税收负担的一种税务谋划或安排。中央财经大学教授蔡昌认为，税收筹划指的是纳税人在财税工作中对税收负担的低位选择行为，即纳税人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，通过对经营、投资、理财等事项的精心谋划和安排，以充分利用税法所提供的优惠政策及可选择性条款，从而获得最大的节税利益的一种理财行为。知名税务专家高金平认为，税收筹划是纳税人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，在不违反法律、法规的前提下，对尚未发生或已经发生的应税行为进行的各种巧妙安排。

    在以上人士对税收筹划的定义中，共同点是实施税收筹划的主体是纳税人，目的是节税（利益最大化），不同点是对法律遵循的表述区别，有的使用“在法律规定许可的范围内”，有的使用“不违反法律、法规”。

    这些定义在实践中产生了以下疑问：

    首先，把税收筹划的主体限定为纳税人，将征税机关和用税人排除在外，降低了税收筹划的影响力。

    现在不少人认为，征税机关也需要开展税收筹划，需要平衡征税收入和征税成本的关系；税收立法需要筹划，要考虑税负轻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，考虑税收调控的利弊平衡；税收的使用也需要筹划。如果把税收筹划的主体仅限定在纳税人，那么称为纳税筹划更加准确。《税收筹划周刊》创办之初就考虑，税收筹划涉及的面如果太窄，会降低税收筹划的影响力，不利于争取税务机关的认同和参与。因此选择了税收筹划这个称谓。

    税收筹划只有让更广泛的机构和人员参与进来，才能有影响力，才更容易获得认可。因此，笔者认为，需要扩大税收筹划的主体范围，使税收筹划向更广的范围拓展。

    其次，把税收筹划的目的限定为节税，即减轻税收负担，减少税收成本，容易与避税、偷税的结果混同，既难以获得行政机关的认同，也与纳税人的实际需求不太相符。

    实际上，很多纳税人现在最关注的问题不是税负有多低，而是纳税是否规范、安全，节税是在纳税安全的基础上进行的，既趋利又避祸。现在很多中介机构已经把涉税服务的重点转向涉税风险的防范上。因为如果一味强调税收筹划的目的是减轻税收负担，往往会使筹划演变为偷税。因此，需要以更宽广的视角重新界定筹划的目的。

    再次，“在法律规定许可的范围内”和“不违反法律、法规”的含义差别太大，应该使用哪种表述需要研究。

    “在法律规定许可的范围内”要求税收筹划符合法律的规定；“不违反法律、法规”则只要税收筹划不违反法律、法规的禁止规定即可。显然，后者的范围比前者要广得多。如果要求税收筹划符合法律的规定，则大大限制了税收筹划的空间。特别是在当前我国税收法律很少的情况下，既无必要，也不可能。

    研究税收筹划与法律的关系，绝不是咬文嚼字。因为这不仅影响税收筹划可开展的空间，还同税收筹划的法律救济息息相关。

    强化税收筹划法律救济的研究与实践

    税收筹划作为高风险、高收益的行为，风险的防范和救济必然是题中应有之义。遗憾的是，多年来，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践界对此的研究都明显不足。

    研究税收筹划法律救济，首先就得研究税收筹划和税收法律的关系。从现代法学的基本原则来看，在税收领域，对征税而言，实行税收法定主义，必须有法律的依据，政府机关才能征税；对于纳税人而言，只要是没有从事法律明文禁止的行为，就不算违法，当然不一定是合法。

    笔者认为，对于税收筹划性质的判定，对于征税行为和用税行为，应遵循合法原则；对于纳税筹划而言，应遵循不违法原则。

    其次，纳税人实施的税收筹划不违法的范围研究，这涉及司法部门介入、评价税收筹划时可依据的法律范围问题。目前，我国狭义上的税收法律很少，规范征税、纳税的大部分是行政法规，行政法规只是一些原则性、概括性的规定，对税收征纳发挥主导作用的是税收规范性文件，甚至还包括算不上规范性文件的行政解释。在这种环境下，税收筹划面临的法律环境多变、复杂。学术界应该在我国的法律框架下深入研究税法的适用问题，特别是研究税收筹划行为不被认可、受到行政处罚、司法处罚时，有哪些法律救济手段；解决税收规范性文件、税法行政解释能否作为司法裁决的依据问题。

    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刘培俊在《企业税收筹划正当性的税法学简析》中指出：判断不同类型税收行为要基于但不限于税法的具体规定，税收筹划的合法性不仅直接源于税法规范的明文规定，而且根植于法律特别是税法理念、原则、精神等更广泛意义上的正当性。因而，需要冲破先前基于具体技术和特定规范的研究模式，脱出经验主义的窠臼，代之以新的税法学视角，对特定形态的税收筹划行为进行考察，才能对其合法性与正当性进行多维度识别，以作出恰当的分析和结论，进而为规制不当的税收筹划行为作出理性思考提供基础。

    确实，税收筹划需要不断为自己正名，不断寻求理论和道义的支持，只有以更广的视角，不断完善税收筹划的理论和实务研究，税收筹划才能不断超越，不断发展。反之，税收筹划之路就会越走越窄。